祖国医学的学术思想体系将人体内外在环境看成是一个整体，将疾病看成是一个过程，将邪正两方看成互为消长的两种物质力量。故尔它有整体性、有辩证性，既具有原则性又具有灵话性，强调一般亦强调特殊。医疗的目的就是使机体因疾病出现的不平衡经过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使不平衡归于平衡，这就有一个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问题，有特殊亦有一般，所以平满是相对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其目的是寻找具体的病、具体的病人的平衡，灵活性、具体分析对待是更为重要的。
在这里病机是一个关键，在满理的原则下其变动趋势过程转归等就是病机。亦即病的机动灵活变化。对于医生掌握预后，进行因势利导或控制分化等以达到治疗的目的。亦有时要经过一段合理的治疗或等待，以冀其病机的出现。当然病机可以是向有利于患者的方面进展，亦可以向不利的方面进展，可以瞬息即变，亦可以长时间固定不变，所以认识处理亦就都有不同。虽然病机变动不居，疾病与个体亦有很大的差异，但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取得不同病人的机体相对的平衡状态。固然诊断和辨证是重要的，但以言更深入的认识病证、认识我们手下治疗每个具体的病人和病证，无疑病机是更为重要的。但是，由于脉学自《脉经》以来，对于脉象主病基本上只是以脉“列”病（列证）的方法，并没有使脉法在整个辨证的方法中合理地予以运用，最重要的是在病机问题上脉诊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其原因在于《脉经》以来是以脉为主体列出有关病证，而不是在整个辨证中使用脉诊，就是因为这个变换角度，对诊断辨证有影响、对窥测、掌衡、等待病机做疾病机转的控制上影响更大。
由于病机是认识和处理疾病的精诣，所以亦就更好地体现了诊断、辨证、病因、病理的内容，在辨析疾病的问题上，仲景书的提法是“辨某某病脉证并治”，说明脉是辨析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今天的提法只剩下“辨证论治”四个字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当然今天的辨证中仍包括脉诊，但脉诊是以脉列病的形式配合于整个辨证之中的。这不应当是合理的。故尔在论述了一般的脉象主病以后，有必要对于脉象的变动与病证的机理问题加以论述，只有在这方面引起注意，总结以往取得发展，才衡把脉法在整个辨证中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使脉法在主病上真正得到进展，使辨证的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自从《脉经》问世以后，无疑的脉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亦被世人给以新的重视的高度。但是《脉经》在着作中却有一个方向上的问题，就是它只从脉的角度上论述主病，却没有在另一个方面亦就是从病的方面论述脉，尤其是用脉和证结合起来分析认识疾病辨证的各种有关内容，如诊断、辨证、病因、病理、病位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以窥测病机，取得对疾病更为深入的认识和治疗上的主动。尽管《脉经》以前在脉法上是主要的内容，但《脉经》以脉为主列出病证，就使古代主要是《内经》、仲景时代的平脉辨证以认识疾病提供治法的方法发生了某种变化，有使脉和证分成两个系列的趋势，即一个是《脉经》以前以疾病脉证合在一起的单系列的形式，一个是《脉经》以后的以脉列病和脉书以外书籍的以病列证的两个系列的形式。当然在医生诊治疾病时，这两个系列一般是同时使用的，但只是配合对号失掉了统一的精神和方法，使脉法走向僵化固定的道路，使病证的认识亦趋向简单化，后入总是自认不如仲景这亦是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后来用的是以脉列病证的方法，于是就形成脉证对号、脉病对号，在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亦就是将脉在诊断辨证上用“活”，从而获取病机的方法和内容却逐渐失挥了，后人除了复述《内经》、仲景的旧说以外，一般受两个系列的影响而无所作为。脉法成为专门之学以后，对脉的性质的认识在深人的同时亦趋于固定。脉法就是以各脉的性质与相应的病证配合，即所谓主病，所以在分析病机中活的利用脉象的情况很少得到应用和研究发展。到明清之际才有入发表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意见和经验等，但无疑是在接近中断的状态延长了很长的时期以后，人们的态度对此好象是自己的新发现似的，形成脉学发展中的一个波折，明清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见解虽然很多是有价值的，但认识却不够系统，亦多不够深入，只作为诊断体会或变例、特殊情况或发现等等提供出来，使本来应当是脉法在主病问题上的主要内容，成为了别解、异论或新奇、高奥和一般不易领会和掌握的东西了。成了“高论”这面然是后世脉学的一个新进展，但连做出成绩的人恐怕亦不理解这种问题的历史过程和背景等等。
脉象的变动与病证机理的问题，是脉学发展中的一个波折复杂的问题，它没有在整个脉学发展中得到正常的发展，它是不平衡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脉诊的意义最终是诊断辨证，尤其是通过脉证的综合分析，将辨证形成活的东西，具有辨证意义的内容，但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却不尽如此，对此需要进行历史的回顾及分析讨论。
